关于缅甸的研讨会

本次线上研讨会意在促进对缅甸，尤其是若开邦的情况的了解。在此之前，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CILRAP）于2019年11月16-17日在仰光举办了‘殖民过错、双重标准及国际法话语权’专家研讨会。该会议的日程、主题概要、视频及音频可以从会议网页上获得。该项目总的来说得到了良好的反馈，同时从一些对其主题的反应来看，很有必要对缅甸的情况进行更进一步的、全面的分析。

在此背景下，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组织了本次线上研讨会。不同背景的作者，尤其是来自该地区的作者就缅甸情势的不同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文章已由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的出版社，即奥普萨尔学术电子出版社(TOAEP)发表。本研讨会将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里持续进行。我们尤其对当前关于缅甸的国际司法对话中被忽视的或者没有被充分代表的视角和问题感兴趣。我们的目标是在促进正义、真相及和平的情况下拓展对话的维度、加强对话的包容性。目前为止已发表的研讨会文章及其链接已在文末列出。以下为发表的16篇文章的主旨。

缅甸武装部队及团体专家中西嘉宏教授在描述当前若开邦的情况时指出，和广为人知的2016至2017年间若开邦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不同，“自2019年初若开邦军事冲突的双方是佛教武装团体（阿拉干军队）和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军队，若开的穆斯林团体并不是武装冲突的一方”。孟加拉国学者沙夫卡特•穆尼尔（Shafqat Munir）指出若开的情势为孟加拉国及地区合作提供了契机：“两国（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未来发展不是取决于他们彼此对抗的能力，而是他们互补合作的能力”。安东尼奥•安格蒂（Antonio Angotti）指出要谨慎对待外国“将孟加拉国特有的种族灭绝概念和感受工具化”的风险，因为1971年解放战争和其后的宪政经历使很多“孟加拉国人特别倾向于接受种族灭绝的定性”。

苏比拉·布哈吾米克、德瓦希什•巴伊斯、孙韵就若开的地缘政治或者说边境的重要性提供了中国和印度的视角。没有这些作者提供的实事基础，我们很难全面理解过去五年在若开发生的武装冲突及悲剧事件。有趣的是，中国的缅甸问题专家孙韵（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指出“西方一味要求对据称在北若开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国际追责，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缅甸的关系，这在双方2020年1月就皎漂深水港签订关键协议时达到顶峰”。她暗示各方在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极力推动针对2017年若开邦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国际司法程序涉及很多复杂的利害关系。

无论是冈比亚在国际法院的举证还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公开提交的文件都全面依赖联合国人权实事调查报告。道夫•雅克布斯（Dov Jacobs）博士在其政策简报中指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开展调查请求的“775个脚注中有将近500个引用了各种实事调查报告或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在（预审庭授权开展调查的）决定中，有近一半的脚注引用了上述报告”。他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质疑，并讨论了方法论上的问题“如何导致了对实事调查报告对缅甸发生的复杂事件一边倒的描述的全盘接受。”前英国大使德列克•汤金（Derek Tonkin）从其他角度进一步批评了联合国独立事实调查团。

联合国缅甸事实调查团和特别报告员及非政府组织在其报告中严重依赖孟加拉国难民营里若开难民的陈述，这在国际司法程序中是一大问题。染田屋竜太描述了他作为日本朝日新闻仰光办公室主任多次访问难民营及若开北部时发现的难民营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难民系统性地阻止其他难民回缅甸）。在《事实调查中的质量控制》第二版（650页；莫藤•伯格斯默、卡斯滕•斯坦主编）新收录的一章中，杰弗里•罗伯茨森提醒我们注意人权事实调查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也被马茨•安德纳斯教授在书的新前言中引用：“杰弗里•罗伯茨森明智地指出采访难民应当在“他们被营地领导影响前，因为这些领导会对他们强行灌输对于国内政治事件的‘立场’，在一些情况下还训练难民准备一套说辞。无论这些事先准备的说辞是否属实，由于它们是为支持某政治斗争或者避难申请而设计的，故而不应被采信。””。第二版中收录的另一新文章是艾玛•厄文博士的脸书上的事实调查：社交媒体在事实调查机构工作中的作用。缅甸是该文章研究的两个案例之一。

本线上研讨会中，莫藤•伯格斯默的一篇文章指出深入了解1948年缅甸独立前遭受的殖民统治可能会对与缅甸相关人员的交流有积极影响。德列克•汤金大使在对此回应文章中讨论了1826至1948年间英国在若开殖民统治期间的一些做法。雅克•P•莱德博士（他或许可以说是欧洲首屈一指的若开历史专家）在第101号政策简报中讨论了2016至2017年暴行发生的北若开地区在1942至1943年经历的土地掠夺和迫害。在第二篇政策简报（第111号）中，他分析比较了1942、1948-49、 1959、 1976-78 及 1991-92年间穆斯林人口从北若开到孟加拉国的大规模迁徙。他写道：“弱者的逃离是强者权威之耻”；“这些暴烈且循环往复的大规模迁移和关于有条件返回的谈判可以视为一种微弱的自我保护模式”。在面对证据不足的挑战时，一些国际司法工作者可能倾向于将研究若开的学者妖魔化，进而压制整个对话。我们鼓励读者冷静研读包括雅克•P•莱德博士的政策简报（还有他在‘殖民过错、双重标准及国际法话语权’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内的研讨会文章。

妖魔化和一边倒的态度不仅可能会危害国际司法进程，还会造成对国内程序的轻视。正如香港律师陈浩诚在其政策简报中所说：由缅甸设立的独立事实调查团（ICOE）的“执行摘要及其12个附件（总计230多页，报告总长450页）在很大程度上认定了缅甸军方的责任，却在发布的第二天就迅速被嘲笑奚落。如此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是对国内司法努力客观公正的态度吗？” 宋天英（欧洲大学研究院）描述了过去15个月缅甸军事、民事司法系统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指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面对缅甸在短短数月内采取多项积极行动的沉默和不作为可能会被消极地解读”，给人留下检察官办公室“不鼓励国内的司法程序并与之竞争，或者不信任国内刑事司法从业人员的”不好印象。她指出“补充性管辖的行动者和捐赠人是时候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了，他们同样有责任使国内追责体系正常运转。”缅甸国内司法活动的规模显示当地还有许多活动和合作是国际刑事法院不知道的。‘月球的暗面’给国际司法行动者带来额外的挑战，尤其是缅甸国内因2017年在若开的犯罪被判刑的士官可能会由目前的13人（见陈浩诚文）增加到20人以上的情况下（鉴于12-13个最严重的事件所涉行为）。

卡斯滕•斯坦在其政策简报中指出，即使国际刑事法院“希望保留其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调查资源的案件”，补充性管辖的大目标还是“争取激励国内管辖”。他呼吁设立一个“可以让成员国集体讨论或者协调补充性管辖的系统性问题的政治机制，刺激支持能力建设的策略或者协助法院与非缔约国的沟通”。陈浩诚还提出了超越国际刑事法院机制的问题：“无论在什么国际司法机构，在讨论可能构成核心国际犯罪的行为时，难道不应该对国内司法程序保持敏感吗？国际司法和国内司法的交流难道不应该以一种增强对国际司法信任的方式展开吗？”。

以下是本研讨会的文章（按照发表时间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