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顺序标准、I-DOC 和暴行调查的工作质量

国际刑事法院的补充性、对国际刑法及其与暴力冲突的关系的了解不断增加以及对法院目前可以实现的目标的更现实的理解逐渐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核心国际犯罪的国家刑事司法。会议由大卫·多纳·卡唐（David Donat Cattin） 博士（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主持，讨论了基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经验和功能，与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CILRAP ）和合作伙伴一起可以支持国家管辖范围内事实丰富的案件工作的三种方式。

这是第 23 届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的边会，由 CILRAP 召集，韩国和挪威支持，国际刑事司法联盟 (CICJ)、国际司法和问责委员会(CIJA)、人道主义法中心基金会（Fondacija Fond za humanitarno pravo）、全球权利合规组织、人权法中心（诺丁汉大学）、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和真相猎犬组织合办。

挪威大使埃尔林·里梅斯塔德(Erling Rimestad)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必须找到“加强多年来对国际刑事司法的投资与国家问责努力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方法”。多纳·卡廷博士确认，这正是此次活动的目的。

使用优先级标准优先处理最适合的案件（会议视频）

检察官可以制定和应用选择和优先顺序标准，作为对案件积压或激增的专业回应，从而降低检察自由裁量权政治化的风险。优先排序有助于首先处理最适合的案件，它并不需要排除任何案件。

本次活动推出第三版《核心国际犯罪案件优先排序和选择标准》（549 页，由莫滕·伯格斯莫（ Morten Bergsmo ）编辑）。该书包括 29 位作者撰写的26 章内容（8 名新作者），深入分析关键文件以及案例选择和优先排序方面的实际挑战。这本TOAEP：奥普萨尔学术电子出版社的书对于那些寻求制定、微调、应用或批评选择或优先级标准并希望从他人的见解或实践中学习的人来说非常有用。

埃尔林·里梅斯塔德大使在活动这一部分发言。他提醒我们“帮助国家刑事司法官员妥善确定案件的优先次序……可能会对战争罪问责程序的总体成本和效率产生重大影响”。就国际刑事法院而言，韩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宋美英 (Miyoung Song) 强调，由于“法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临着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问题，因此战略性地组织和确定案件的优先次序的必要性从未如此紧迫”。

埃里克·莫瑟大法官（曾任挪威最高法院法官、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兼庭长）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表示，即将推出的这本书“探讨了重要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是所有参与或观察问责程序的人都感兴趣的”。莫瑟评论说：“经验表明，反思标准是有益的，因为检察机关的决策过程基于自由裁量权”，并指出早期的“决定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实际影响和其他影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调整方向。调查核心罪行复杂、耗时且昂贵。标准可能有助于确保资源得到最佳利用”。他最后表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出版第四版并纳入该领域的进一步法律发展，我不会感到惊讶”。

诺丁汉大学教授及法学院院长奥林匹亚·贝库 (Olympia Bekou) 概述了自 国际刑事法院筹备组（2002-2003 年）以来有关案件筛选和优先排序标准的讨论，并重点介绍了 2008 年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关于此主题的研讨会以及 CILRAP-CMN 指南。她指出，“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在制定优先排序标准方面所做的努力为更具战略性和更有效的案件筛选奠定了基础。我们为推动这一对话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们一直站在制定优先排序标准概念和实践框架的前沿。随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多个司法管辖区和背景下对这些标准的制定和讨论，进一步完善和测试了这种方法，并使其适应不同的法律和社会政治环境”。

如视频所示，彼得·麦克洛斯基（Peter McCloskey,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斯雷布雷尼察案件首席高级审判律师）解释了为什么高度独立的检察官不喜欢在他们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受到额外的限制，而有些人可能会以类似的眼光看待额外的标准。他对此进行了阐述，并解释了为什么他仍然支持使用优先排序标准，并认可新书编辑莫滕·伯格斯莫所采取的方法。

克劳斯·克雷斯教授（Claus Kreß, 科隆大学、国际法院特设法官）称该书“长达数百页，精心编写，汇集了众多详尽而富有洞察力的章节”，并表示其“内容……应该吸引每一个关心国际法下犯罪责任未来的人”。他提请我们注意书第一章中的几个段落，包括：“‘代表性’标准并不是我们所描述的不同受害者和肇事者群体之间的‘积极公平’——例如，如果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提出指控，那么也必须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提出指控——这不是对相同案件的平等对待”（第 24 页）；“一种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对冲突各方提出指控的观点，有可能使严重罪行和不太严重的罪行享有同样的优先权” (同上)；“遗憾的是，一些外交部和民间社会行为者在冲突中强烈支持一个群体，或反对另一个群体，最终可能会无意中游说这种‘积极公平’”（第 25 页）。莫瑟法官在之前的发言中也强调了对“积极公平”的警告。克雷斯教授最后表示，他引用的段落是“这份重要出版物背后的雄心壮志的核心。这一雄心壮志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为了挑战读者，是为了让读者停下来，深入思考尚不成熟且脆弱的国际刑事司法体系背后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最好地维护其长期可行性”。

进一步改善国际刑法资源的获取  （会议视频）

为了帮助各国司法机构在互补性原则下发挥作用，国际刑事法院设有屡获殊荣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律工具数据库（“LTD”）和判例法摘要。活动开始时，里梅斯塔德大使就两项数字公共产品发表了评论：“国际刑事法院有远见地开发了诸如法律工具数据库之类的服务，该数据库每年的点击量超过 5000 万次，为更好地获取和增加对国际刑法的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刑事法院建设的另一是两份关于国际犯罪的案例摘要，现在可通过 Lexsitus 平台获取，也为使用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活动的这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最新发展情况，包括法律工具数据库文件数量的显著增加（超过 338,000 份）、基于法律工具数据库平台构建的国家案例法数据库的中非共和国模型、“要件和证明方式摘要”的更新以及新的俄语 Lexsitus。您可以点击此处观看以下发言者的视频：德瓦希什·巴依斯（Devasheesh Bais， 国际刑事法院法律工具数据库副协调员）、沃尔克·内尔利希博士（Volker Nerlich，国际刑事法院分庭工作人员负责人）和安东尼奥·安戈蒂（Antonio Angotti，Lexsitus 协调员）。巴依斯指出，法律工具数据库获得了“每年 6300 万次在线点击量”；去年获得美国国际法学会颁发的万国法研究奖；“法律工具数据库的国家刑事管辖合集收录了超过 20,000 份文件，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国家核心国际犯罪案件的法院文件”； “法律工具数据库搜索结果顶部的共享图标允许用户通过便捷的链接与他人共享数据库搜索结果和数据库合集”；“在数据库菜单顶部，您可以找到一个 数据库教程按钮，用户可以通过该按钮进入教程页面，在页面上您可以找到关于如何使用 数据库的教学视频”；案例数据库拥有“近 11,000 项法律决定，与关键词链接数万次，有助于高效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案例法”；数据库“得到了 40 多名案件矩阵网研究员的协助”——但法律工具数据库团队“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我们还在不断扩展内容并改进数据库的界面”。

内尔利希博士说，法律工具数据库 “是我非常关心的话题”，他强调“将法律工具数据库作为免费的法律资源供任何能上网的人使用非常重要”，他在柬埔寨特别法庭和中非共和国特别刑事法院任职时尤其有切身感受。他解释了中非共和国特别刑事法院如何决定“与 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和法律工具数据库合作”，开发一个“特别刑事法院专用界面。这个界面建立在法律工具数据库基础上，使用其技术，并由法律工具数据库项目持续运行和维护”。他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未来其他类似机构也可能效仿，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或类似的方式与法律工具数据库合作”，原因如下，包括（一）对于国内司法管辖来说，这是一种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二）法律工具数据库无论如何都会拥有与国际刑法有关的相关文件； (三) 法律工具数据库将比临时管辖法庭或有时间限制的国内战争罪起诉存续时间更长。

安戈蒂分享了电子学习平台 Lexsitus 的相关信息。该平台提供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以及部分波斯语和西班牙语的综合资源。目前，该平台每年的点击量超过 500 万次，超过了项目预期。他介绍了自第22届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大会以来 Lexsitus 工作的主要进展：(一)“要件摘要”、“证明方式摘要”和“案例法”资源均已更新，同时还包含大量国家战争罪判决（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德国的判决），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二) 一个由约 50 名律师组成的团队不断更新 Lexsitus中的国际刑事法院法评注；(三) 俄语版 Lexsitus 正在准备中，首批功能将在会议结束后数周内发布； (四) Lexsitus 的新技术后端将为用户提供从 2025 年起直接超链接到判决书中特定段落的可能性（因为摘要将具有所谓的节点，一直到引文级别）。“随着这项即将到来的技术发展，每个判决书的每个引文都将获得一个唯一的标识符”，他评论道。

加强暴行的事实调查工作：I-DOC 在伊拉克和乌克兰的经验（会议视频）

为了帮助维护事实信息的法律结构概述并以多种方式支持案件准备，案件矩阵网（‘CMN’） 部门根据国际刑事法院案件矩阵开发了 I-DOC 系统。包括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在内的多个组织在实况调查项目中使用I-DOC。会议这部分讨论其在伊拉克和乌克兰的使用经验及其潜力。 

里梅斯塔德大使指出，“向事实调查员和调查人员提供I-DOC等免费软件，以保存对大量事实信息和潜在证据的概览和管理，可以提高国内战争罪司法的质量”。

国际刑事司法联盟主任、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副秘书长古纳尔·埃克勒夫-斯莱达尔（Gunnar Ekeløve-Slydal） 表示，虽然他同意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和欧洲司法组织种族灭绝网络关于民间社会记录犯罪的指导方针，但他表示，这“不应阻止民间社会组织参与记录工作。《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第 15(2) 条中承认了民间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没有民间社会组织的记录，我们的知识将非常有限”。他介绍了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制定的综合方案，包括“让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参与记录项目”，采用“基于法律标准而非政治考量的基于事实的方法”，并“依靠信息技术工具，如CILRAP-CMN的调查记录系统（I-DOC）”。基于“从当地合作伙伴和其他来源（如社交媒体、军事期刊和私人领域）收集的大量信息”以及“国际组织的报告、起诉书、判决书和其他法律文件”，“I-DOC 帮助我们在事件、地点、军事单位、个别指挥官和受害者之间建立时间表和联系”。他总结道：“我们不会破坏检察官的证据。我们会让证据更加丰富。”

伊利亚·乌特梅利泽（CILRAP-CMN主任，I-DOC的创建者）解释说，I-DOC是“帮助从业人员完成日常工作的工具。它具备所有基本功能，使用户能够进行文件编制、调查、分析、案件准备、审判和后续程序”。他指出，I-DOC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是由“专注国际刑法的律师开发的——它内置了国际刑法框架、分类法和工作逻辑”。它能够“系统化大量文件和证据，绘制犯罪事件和背景事实，建立嫌疑人和涉案机构之间的联系，编目受害者和证人、受保护的财产和物品以及其他相关事实情况。数据库的结构有效地概述了这些信息类别，并提供了绘制、搜索和分析不同模式和联系的可能性”。展望未来，他指出，“我们已经成功测试了人工智能模型，并期待有机会为从业者部署这个方案”。

艾曼·穆斯塔法法官（Ayman Mustafa，伊拉克调查和取证委员会主席）在其任期内使用了 I-DOC，并分享了该工具如何促进该委员会工作的例子：“调查和取证委员会现在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证据。在联合国贸易发展局关闭后，委员会的文档和归档团队收到了当局提供的三个独立证据部分，这些证据部分已由联合国贸易发展局数字化。其中包括原始数据和处理后的数据，其中包含有关近 900 名被推测为 [已编辑] 成员的嫌疑人的信息，我们的团队正在 I-DOC 内处理这些数据。委员会将根据 I-DOC 中已编目的现有嫌疑人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交叉引用，并将为未来的调查和分析活动以及援助请求计划提供信息。”第二个例子“表明了 I-DOC 为调查和取证委员会分析团队带来的分析能力，该团队现在能够标记和分析证据以识别模式并进行事实结构和法律分析”，I-DOC还支持“正在进行的归还任务，旨在通过交叉引用现有的失踪人员记录和 I-DOC 内已经处理的其他事实证据，从多个集体坟墓中归还受害者遗体”。此外，I-DOC“为我们的援助请求计划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基础，我们与第三国的重要执法机构建立了关系。为了支持我们的任务，该系统不仅促进了此类请求所承担的搜索和分析任务，而且还允许仔细记录每个援助请求的流程”。

瓦伦蒂娜·索洛维奥娃和尤里·乌林（Valentyna Soloviova and Yuriy Uhryn，真相猎犬分析部主管人和律师）讲述了其组织与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合作使用 I-DOC 的经验。索洛维奥娃表示：“我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I-DOC 之类的工具，它们有助于将事实信息组织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格式。借助这项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的支持，以及 I-DOC 创建者伊利亚·乌特梅利泽的帮助和启发，我们可以自信地回答诸如‘记录可以信任吗？’和‘这个证据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吗？’等问题。”她解释说，收集到的材料“被分解成最小的信息块，然后对其进行组织、过滤和调整，以满足各种格式的特定要求”。乌林补充说，I-DOC 已协助开展基于模式的调查，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和酷刑案件”。   

伊利亚·努佐夫（Ilya Nuzov，国际人权联合会司法部代理主任，活动的共同赞助商之一）分享了他“过去七年来跟随国际人权联合会成员和合作伙伴进行记录工作”的一些见解。他指出，即使民间社会组织“已将其记录工作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专业水平，但当然仍有许多挑战影响着民间社会组织记录的质量：我将其描述为资源相关挑战、方法挑战、协调挑战和安全挑战。不幸的是，其中一些挑战是由国际司法机构本身和资金提供者加剧的”。他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谈到优先顺序时，对于那些记录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来说，了解国际机构的优先事项也是有益的，这样他们就可以针对这些特定机构调整方法。”

最后，威廉·H·威利博士（国际司法和问责委员会主任）在活动结束时回顾说，他“非常熟悉活动中讨论的工具以及优先排序和案件选择的原则”。他将 Lexsitus 和 国际刑事法院案件矩阵称为“救命工具”，并解释了伊拉克高等法庭在没有死刑的案件中如何使用摘要。他强调了 国际法研究与政策中心、案件矩阵网和欧洲司法组织种族灭绝网络在帮助提高国内能力方面的贡献，他认为国际刑法的未来就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该领域各参与者之间的关联性。这些工具在国内层面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中尤为重要。他最后说：“今天提出的工具和原则对于实现相互关联性、维护标准或多年来莫滕[·伯格斯莫]所说的质量控制极为重要”。

活动主持人多纳·卡廷博士将质量控制的讨论与“有罪不罚漏洞”的概念联系起来，最后强调了所讨论的工具对于减少目前“非常大的有罪不罚漏洞”的重要性。

本页以里梅斯塔德大使的中肯提醒结束：“昨天，挪威举行晚宴，表达对巴西奥尼正义奖获得者艾伦·蒂格先生的敬意。自 1990 年代以来，他作为一位极其勤奋、敬业的检察官，处理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战争罪案件。他的成就激励着这一领域的每个人，也提醒人们，精心准备和呈现的案件对于国际刑事司法的持续成功至关重要。”核心国际罪行的刑事司法与案件以及高标准的职业道德、诚信和质量控制。